这种网络通常被自由主义者描述为一种“复杂的相互依存”，一种支离破碎的政体。然而自由主义学者强调行动者的权力资源而非结构性因素，强调相互依存是如何产生相互而非单方面的脆弱性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，自由主义者继续争辩说，全球网络导致相互依存，而这种胁迫性战略往往不那么有效。但本文认为，网络结构决定了行动者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，“新结构主义者”致力于了解全球新兴现象对国家和其他行动者的影响。
网络结构可以对权力分配产生重要影响，它们导致了一种特殊的、切实的、持久的权力不平衡，全球经济网络已经在向“枢纽和辐条（hub and spoke）”系统靠拢。网络涉及两个要素: 首先，是“节点”，每个节点代表网络中的一个特定参与者或位置; 其次，是“纽带”（有时被称为边缘），或者说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，它们传递信息、资源或其他影响。
纽带的样式和链接模式就是网络的“结构（topography/structure）”。网络结构是无数行动者的行为所累积的结果，这些行动者聚集在一起产生结构，而结构影响他们的行为。市场行动者以市场为中心的策略无意地导致了高度集中的全球通信、交换和物理生产网络，不对称的增长意味着全球化会产生明显的网络不平等。
随着网络的增长，新节点更有可能连接到已经有很多联系的节点，而不是连接到联系较少的节点。在网络效应中，一项服务对其用户的价值随着使用该服务的用户数目的增加而增加，这可能导致行动者聚集在已有许多参与者的网络上，最终导致网络提供者形成“枢纽和辐条”结构。在中短期内，这些机制可能会产生强烈的马太效应（rich-get-richer effects）。
在这种效应中，网络中的某些节点比其他节点在网络中更为核心。它们出现后，它们对个别经济行动者改变它们的努力具有高度抵抗力; 一旦网络建立起来，它们就是自我强化的; 随着模式开始建立，新的节点极有可能强化而不是破坏现有的不平等分配模式。这些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主张，它们描述了许多全球经济网络。贸易和银行业的研究表明，美国和英国是全球金融网络中联系极为密切的节点。
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里，企业经常在规模收益递增、网络效应或其他因素相结合的情况下运营。这些影响将市场推向赢家通吃的平衡，在这种平衡中，只有一家或几家企业占据了最大份额，因此也就产生了优势和影响力。一旦建立起来，这些中央网络结构就很难受到外来者的挑战，因为它们具有协调能力（挑战者不仅必须证明它们有更好的办法，而且还需要协调大量行动者脱离现有的模式或组织，转向不同的模式或组织）。
